��希望将军仔细考虑一下。”隗嚣终于没有称王。后来就广泛设置官吏职位，用来提高自己的威望。郑兴又阻止隗嚣道：“那些中郎将、太中大夫、使持节官都是王者的车服，不是人臣所应有的。孔子说‘：只有器(车服)和名(爵号)，不可借给别人。’不可借给别人的东西，也不可向别人借来。对实际无好处，对名声有损害，不是尊重皇上的意思。”隗嚣感到为难也就停止了。等到隗嚣叫儿子隗恂入侍，将出发时，郑兴托隗恂请求回家安葬父母，隗嚣不听从而迁徙郑兴的房舍，增加其官秩与礼仪。郑兴进见隗嚣道“：从前遭逢赤眉之乱，凭将军僚旧的关系，所以冒昧请求回家明德。幸蒙天地的大恩，又得保全其性命。我听说侍亲的道理，父母活着时用礼节奉养他，父母死后用礼节安葬他，用礼节祭奠他，遵奉这些礼节，不敢半点违反。现在因为父母尚未埋葬，请求告老还乡，如果增加官秩搬迁房舍，中间又拖延不少时间，这是用父母作钓饵，太无礼了。将军怎么能这样？”隗嚣说“：我就不配挽留老朋友吗？”郑兴说：“将军占有七郡的土地，拥有羌胡的百姓，来拥戴本朝，德没有再厚的，威没有再重的。在驻地就是专命的大使，进朝延就是鼎立的大臣。我，从俗之人，不敢深处不出，通过将军求进身之阶，不担心达不到目的；委托将军求进入朝廷，不担心不亲受恩典，这就是我不违背将军的心计哩！我已替父母请求，不可这样中止，愿把妻子留下来，我独自归葬，将军又何必猜疑呢？”隗嚣说“：这太好了。”于是催他赶办行装，叫他和妻子一道向东而去。

　　这是建武六年(30)的事。侍御史杜林先与郑兴同住在陇右，杜林就推荐郑兴道：“我看到河南郑兴，坚守正义，喜好诗书，知识渊博，思想坚定，有公孙侨、观射父的德行，应该留在皇上的身边，掌握国家的机密。从前张仲在周朝，辅佐周宣王，而诗人十分高兴。希望陛下留心观察，来为陛下分劳。”于是郑兴被征为太中大夫。第二年三月三十日，日食。郑兴便上疏道“：《春秋》认为天反时便成灾，地反物便成妖，人反德便是乱，乱就妖灾发生。往年以来，怪现象连续出现，料想是办事有缺陷。按《春秋》‘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戍初一，有日食。’古书上说：‘日过分而未至(未及夏至)，日、月、星三辰有灾，于是百官穿着素服，国君不举盛馔，避正寝过日食时，乐师奏鼓，庙祝用币于社，史官用语言自责。’现在正值孟夏，纯乾用事，阴气未发作，灾害更重。国家没有善政，天意就在日月上表现出来。变咎一来，不可不谨慎，其要害在于针对人心，选择恰当的官吏。古时尧帝知道鲧不可用而用了他，这是屈己之明，因人之心。齐桓公不计旧仇而用管仲，晋文公回晋国而用谷阝索殳，都是不计私仇，择人处位的意思。现在公卿大夫多推举渔阳太守郭亻及可做大司空，而陛下没有及时定下来，道路上流言很多，都说‘朝廷想用功臣’，功臣用而位置错了。希望陛下上以唐虞为师，下看齐、晋的做法，来成就屈己从众的美德，促成群臣让善的功劳。

　　日月交会，本应在每月初一，而近年日食，每多在三十日。先时而合，都是月亮走快了点。太阳是君王的象征而月亮是臣子的象征，君主亢急那么臣下促迫，所以走得快了。今年正月出现繁霜，自那时以来，大多寒日。这也是急咎的惩罚。老天爷对贤圣之君，等于慈父对于孝子，丁宁申戒，想让他反思政事，所以灾变出现，这是国家的福。现在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，应多想柔克之政，留心《洪范》之法，广泛听取意见。”书奏上，多被采纳。帝曾经问郑兴郊祀的事，并说：“我想用谶言断定，怎么样？”郑兴答道：“臣下不懂德谶。”皇上怒道：“卿不为谶，你能说谶不对吗？”郑兴惶恐地说“：臣对于谶书没有学过，而不是认为不对哩。”皇上的意思才缓解下来。郑兴多次言政事，依经守义，文章温和儒雅，但因为他不会用谶所以不得重用。

　　九年(33)，皇帝派郑兴监征南、积弩营于津乡。恰逢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所杀，郑兴率领他的营部，便与大司马吴汉一道去打公孙述。公孙述死后，皇上下诏让郑兴留屯成都。不久，侍御史奏郑兴奉使私买奴婢，于是降职做莲勺令。这时正是丧乱以后，郡县残破荒芜，郑兴正想修筑城郭，修礼教来教化百姓，后来因事免职。郑兴好古学，尤其对《左氏》、周官》有研究，长于历算，从杜林、桓谭、卫宏等人，都斟酌取其旨意。世上谈《左氏》的多半以郑兴为祖。而贾逵自传其父业，所以有郑、贾之学的说法。郑兴离开莲勺以后，不再做官。曾经客授阌乡，三公几次请他都不肯出来，死在家中。

　　◆范升传，范升，宇辩卿，代郡人。少年时死了父亲，靠外家生活。九岁时读了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年长时，学习《梁丘易》、《老子》，并教授后生学习。王莽的大司空王邑提拔范升做议曹史。当时王莽连续征兵，赋税繁多，范升于是向王邑提意见道“：我听说做儿子的别人不非议其父母算作孝，做臣子的下面不非议其君上算作忠。现在众人都称朝圣，都说皇上公明。所谓明者没有看不见的东西，圣者没有听不见的东西。现在天下的事情，明明胜过日月，震震胜于雷庭，而朝廷上看不见，公也说听不见，那么老百姓怎能呼天？您以为对的而不讲，那么过失还小；明知道错了而跟着干，那么过就大了。两者对于公无可避免，天下埋怨您是应该的。朝廷把远处人民不服从为忧虑，我认为近处人民不喜悦算是重忧。现在行动与时令乖戾，事情与道理相违，好比车子在覆车的道上狂奔，在事败之后去探汤，后出更加可怪，晚发更可怕哩。现在正是岁首，而动员百姓远征，野草不能充饥，田荒无人耕种，谷价飞涨，每斛涨至数千，官吏百姓陷于水火之中，不是国家的人。这样下去，就像让胡、貊之人守关，青州、徐州的强盗就近在帷帐之内了。我有一句话，可以解除天下人倒悬之忧，免去百姓的焦虑，不可用书信传递，希望皇上引见，陈述我的想法。”王邑虽然认为范升的话有理，但始终不用它。范升称病请求退休，王邑不听，派他乘传出使上党。范升就与汉兵相会，于是留下来没回去。

　　建武二年(26)，光武帝征召范升到怀宫，封为议郎，升为博士。范升上疏推辞道“：臣和博士梁恭、山阳太守吕羌都学过《梁丘易》。他们二人年纪老了，对经学很有研究，而臣没有及时退休，现在与梁恭并立，深知吕羌有学问，又不能进，对二老深感惭愧，没脸面见世人。读了书不能实行，知道而不能说，不能开口以为人师，愿推掉博士让给梁恭吕羌。”皇上不同意，但从此更重视他，数次下诏引见，每有大事，常召见访问。当时尚书令韩歆上疏，想为《费氏易》、《左氏春秋》立博士，皇上下诏让大家讨论。四年(28)正月，朝见公卿、大夫、博士在云台。皇帝说：“范博士可上前发表意见。”范升起立答道“：《左氏》不以孔子为祖，而出于左丘明，师徒相传，又无其人，又不是先帝所存，没有因由可立博士。”于是和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，到了中午才罢。范升退朝后又奏道“：臣下听说人主不稽考古史，不能承受天命；臣子不述旧闻，不能侍奉国君。陛下同情经学有缺，劳心经艺，总想广征意见，所以异端都起来了。近来有司请设《京氏易》博士，下面执事们没有谁能有根据地纠正。《京氏易》既立了，《费氏易》又在怨望，《左氏春秋》也希望设立。《京》、《费》已立，再就是《高氏》了，《春秋》之家，又有《驺》、《夹》。如果《左氏》、《费氏》能设博士，《高氏》、《驺》、《夹》，《五经》奇异，都要求设立，各有所执，乖戾分争。听从了就失去正道，不听从就失去人，将恐陛下必然听得厌烦。

　　孔子说‘：博学约之，弗叛矣夫。’(博学各家而简约之，可以不违背正道了)学了不约，一定会叛道。颜渊说：‘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’孔子可说是知教，颜渊可说是善学了。《老子》说：‘学道日损。’损，就是约的意思。又说：‘绝学无忧。’绝，指末学。现在《费》、《左》二学，没有本师，而多反异，先帝前世，对这便有坏疑，所以《京氏》虽立，马上又被废掉。疑道不可遵循，疑事不可实行。《诗书》的兴起，由来已经很久。孔子尚且周游列国，到了五十岁，才从卫国回到鲁国，校正《雅》、《颂》。现在陛下草创天下，纪纲尚未定立，虽设学官，没有弟子，《诗书》不讲，礼乐不修，奏立《左氏》、《费氏》，不是当务之急。孔子说：‘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’(研究邪说异端，一定有害处)古书说‘：闻疑传疑，闻信传信，而尧舜之道存。’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，信先帝之所信，用来表示回到根本，也表明不专己。天下之事不同的原因，就在于根本不一致哩。《易》说：‘天下之动，贞夫一也。’又说‘：正其本，万事理。’《五经》的根本从孔子开始，谨奏《左氏》的错失共十四件事。”当时提出疑难的认为太史公多引《左氏》，范氏又上书说太史公违背《五经》，歪曲孔子的话，以及《左氏春秋》不可录三十一事。诏书把他的意见下交给博士讨论。后来范升被出妻所告，坐了牢，出狱后，回到乡里。永平年间，做聊城令，因事免职，死在家中。

　　◆陈元传，陈元字长孙，苍梧广信人。父亲陈钦，学习《左氏春秋》，师侍黎阳贾护，与刘歆同时而自成一家。王莽曾经从陈钦受《左氏》学，封陈钦为蕌难将军。陈元少时传父亲的学业，为《左氏》作注解，集中精力思考，甚至不与乡里往来。

　　因父亲的职务而为郎。

　　建武初年(25)，陈元与桓谭、杜林、郑兴都被当时学者认为正宗。当时有人倡议想立《左氏传》博士，范升上奏认为《左氏》浅末，不该立。陈元听了，就上朝奏疏道：“陛下拨乱反正，文武并用，深感经艺谬误错杂，真伪难分，每临朝日，常请群臣议论圣道。知道左丘明是极贤的人，亲受孔子教育，而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传闻于后世，所以下诏立《左氏》，广泛征询意见，表示不专用己意，尽之群下。现在论者沉溺于自己所习的学问，玩守旧闻，固执虚言传受之辞，认为不是亲见实事之道。《左氏》个人钻研，少与别人通气，于是被异家掩盖。最好的音乐不合众人听觉，所以伯牙绝弦；最好的宝石不被众人认知，所以卞和泣血。孔子圣人之德，而不容于当世。何况是竹帛余文，被雷同者所排斥，本是当然的啊！不是陛下至明，谁能觉察出来。“臣见过范升博士所议奏《左氏春秋》不可立博士，和他列举太史公违戾共四十五件事。按升等所言，前后相违，都是断截小文，吹毛求疵，因年数稍有出入，就指为大错误；遗漏一些小节，认为便是大缺失，挑剔毛病，掩盖弘美，正所谓‘小辩破言，小言破道’的意思。范升他们又说：‘先帝不以左氏为经，故不置博士，后主所宜因袭。’臣愚认为如果先帝所行而后主必须照办的话，那么盘庚不应迁到殷都去，周公也不应营洛阳，陛下也不应都山东了。

　　过去，孝武皇帝好《公羊》，卫太子好《谷梁》，有诏书叫太子受《公羊》，不得受《公梁》。孝宣皇帝在世时，听说卫太子好《谷梁》，于是独自学习。等到即位，在石渠讨论《五经》而《谷梁》之学兴起，至今与《公羊》学并存。这就是先帝后帝各有所立，不必互相因袭哩。孔子说‘：纯，俭，吾从众；至于拜下，则违之。’眼睛明的人有独见，不被朱紫所迷惑，会听者有独闻，不被清浊所混乱，所以离朱不被巧眩移目，师旷不被新声易耳。现在干戈初停，战事略止，留心圣经贤传，考虑儒雅之学，采取孔子拜下的意思，卒渊圣人独见的宗旨，分明白黑，建立《左氏》学派，解释先圣的积结，淘汰学者的困惑，使基业垂于万代，后进不再狐疑，那么天下就幸甚了。“臣元愚昧，曾经向老师学过。如果能以粗布衣召见，俯伏庭下，诵孔氏的正道，理丘明的宿冤；如果言辞不合经传，事情不合古人，退下来甘受重刑，即使死了，也等于活着。”书奏上去，皇上批示交下边议论，范升又与陈元辩论起来，共十多次。皇上最后立了《左氏》学，太常选博士四人，陈元第一。帝认为陈元刚参加争论，就用他作司录李封的从事，于是诸儒因《左氏》之立，议论纷纷，自公卿以下，几次在廷争论。正逢李封病死，《左氏》之学又废止了。陈元因才高著名，提升到司空李通府。当时大司农江冯上言，应叫司隶校尉督察三公。事情下达三府。陈元上疏道“：臣听说以臣为师的能为帝，以臣为宾者能称霸。所以武王用太公为师，齐桓公用管夷吾为仲父。孔子说‘：百官总己听于冢宰。’

　　近代汉高帝有优待相国之礼，太宗(孝文帝)从丞相手中救出邓通叫做‘假权’，到了王莽篡位，汉室中衰，专操国柄，窃得天下，专凭己意，不信群臣。夺公辅之任，损害宰相之威，以揭发别人为明，攻人之短为直。以至陪仆控告其君长，子弟违背其父兄，网密法峻，大臣无所措手足。然而不能阻止董忠的反叛，本身被杀害。所以人君患在自己骄傲，不患有骄臣；失在自任，不在任人。因此文王有日昊吃饭之劳，周公有吐饣甫握发之恭，没听说有什么提倡揭发，加强督察的作法。当前四方还不平靖，天下不够统一，百姓都在观望，耳目张得大大的。陛下应修文武的圣典，继承祖宗的遗德，劳心下士，屈节待贤，但不应使有司监察公辅之名。”皇帝听从了，把他的建议发下去。李通罢官后，陈元又提拔到司徒欧阳歙府，几次陈述当世事务，郊庙之礼，皇帝不能采用。因病离职，年老，死在家中。

　　◆贾逵传，贾逵，字景伯，扶风平陵人。九世祖贾谊，汉文帝时做过梁王的老师。曾祖父贾光，做过常山太守，汉宣帝时以吏二千石，从洛阳迁去。父亲贾徽，从刘歆学习《左氏春秋》，还学习《国语》、《周官》，又向涂恽学习古文《尚书》，向谢曼卿学习《毛诗》，著有《左氏条例》二十一篇。贾逵完全继承父亲的学业，二十岁时能读《左氏传》和《五经》本文，用《大夏侯尚书》教授门徒，虽然是古学，兼通五家《谷梁》之学说。从儿童时起，就常在太学，不了解外面的事务。

　　贾逵身长八尺二寸，一些儒生取笑他说：“问事不休贾长头。”意思是说贾逵个头很高，但对外面情况不了解，喜欢问这问那。他性格快活，平易，很聪明，喜思考，与众不同，很大方。他特别对《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有研究，写有这两部书的《解诂》五十一篇，永平年间，上疏献给皇帝。显宗很重视，令人将它抄写一份藏在秘馆里面。当时有神雀飞到宫殿官府，头上羽毛有五彩之色，皇帝很觉奇怪，问临邑侯刘复是什么原故，刘复答不上来，推荐贾逵说他知识很渊博，皇帝于是召见贾逵，问他是什么原故，贾逵答道：“从前周武王完成父亲的基业，凤凰出现在岐山，汉宣帝威信很高，戎狄归顺，神雀也连续出现过，这是胡人将降顺的预兆哩。”皇帝命令兰台史官拿出笔札，叫贾逵写一篇《神雀赋》，并拜贾逵为郎，与班固一道任校秘书，留在皇帝身边备咨询。肃宗即位，推崇儒家学术，特别喜欢《古文尚书》、《左氏传》。

　　建初元年(76)，诏进北宫白虎观、南宫云台讲学。皇帝赞赏贾逵的讲法，要他发挥《左氏传》的大义比公羊、谷梁二传见长的地方。贾逵于是逐条奏明道：“臣谨挑选出《左氏传》三十事特别著名的地方，都是宣扬君为臣纲的正义，父为子纲的道理。其余十分之七八与《公羊传》相同，有的文字简略，小有差异，无伤大体。至如写到祭仲、纪季、伍子胥、叔术等人，《左氏》深刻发挥君臣的大义，《公羊》多认为是通权达变，这就相差很确定，但是冤抑太久，不能分清是非。“臣在永平年间曾经上书谈到《左氏传》中某些与图谶相合的地方，先帝没有遗弃刍荛之言，采纳了臣的话，由臣写出详细的讲解，藏在秘书处。

　　建平年间，侍中刘歆想立《左氏传》，但他不先摆出大义，而轻易地交给太常，自以为理由充足，能够挫败那些儒生，可儒生们内心不服，联合起来抵制。孝哀皇帝又迎合众人心理，所以刘歆做河内太守。从此大家攻击《左氏》，成为众矢之的。到了光武皇帝，有独特的见地，兴立《左氏》、《谷梁》两家，恰巧两家先师不通晓图谶之学，所以半途而废了。臣下认为凡是保存先王之道的书籍，要害在于安上理民。现在《左氏》推崇君父之道，卑视臣子，这是强干弱枝，劝痒戒恶，道理极为明白切当，直接顺理成章。况且三代时不同事物，随时有所增减，所在先帝广泛观察各种学说，采取各家之长。例如《易经》有了施、孟两家，又立梁丘氏；《尚书》有了欧阳一家，又有大小夏侯，现在三传各不相同，也是这个道理。又《五经》各家都不能用图谶来证明刘氏是尧帝的后代，而《左氏》独有明文能够说明。《五经》家都说颛顼代替黄帝，而尧不得为火德。但《左氏》却以为少昊代替黄帝，就是图谶所讲的帝宣。如果尧不得为火，那么汉就不得为赤，它所发明的见解，很能补充一些道理。“陛下通晓天然的聪明，建大圣的根本，更改年号，修正历法，为万代做出典范，因此，麟凤百数呈说，好兆头多次出现，陛下仍然早晚勤勉，钻研《六艺》，对细微之处，也无不审理核实。如果再留心一些废弃的学问，增广一些见闻，那就没有什么遗失的了’。”书奏上去，皇帝十分嘉奖，赏赐布五百匹，衣一套，命令贾逵自己挑选《公羊》学派的严、颜诸生有高才的二十人，以《左氏传》作教材，给予竹简和纸写的经传各一通。贾逵的母亲经常有病，皇帝想加赐一些财物，因为校书例多，特地拿了钱二十万，派颍阳侯马防送去。对马防说：“贾逵的母亲病了，他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，再穷困就会像伯夷、叔齐在首阳山那样做饿鬼了。”贾逵多次给皇帝讲《古文尚书》与经传《尔雅》的诂训相呼应，皇帝下诏书命他著《欧阳、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》。贾逵集中写了三卷，帝认为很好。又叫他写《齐、鲁、韩诗与〈毛氏〉异同》，并作《周官解故》。提升贾逵作卫士令。

　　八年(96)，下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学习《左氏》、《谷梁春秋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，从此四经便流行于世。都封贾逵所选弟子和门生作千乘王国郎，早晚在黄门署学习，学者都很羡慕。和帝即位，

　　永元三年(91)，任命贾逵作左中郎将。

　　八年(96)，又作侍中，领骑都尉内备帷幄，兼管秘书近署，很被信用。贾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多万字，又作诗、谏、书、连珠、酒令共九篇。学者很崇拜他，后代称他为通儒。但是他为人不大注意小节，当代对此有些讥讽，所以没有做成大官。

　　永元十三年(101)死去，时年七十二岁。朝廷怜悯他，封他两个儿子作太子舍人。

　　◆张霸传，张霸字伯饶，蜀郡成都人。年龄很小就知道孝顺和谦让，即使出入饮食，自然合乎礼节，乡里人称他叫“张曾子”。七岁时就通晓《春秋》，又想进修其他经书，父母说“你年纪小不能学那么多”，张霸说“我饶(益)为之”，所以又取名叫“饶”。后来跟长水校尉樊鲦学习《严氏公羊春秋》，于是博览《五经》。当时青年人孙林、刘固、段著等羡慕他，各人在张霸住室旁边买房子住下，以便向张学习。张霸被推举为孝廉光禄勋之主事，不久又有升迁，永元年间做了会稽太守，上表录用郡人处士顾奉、公孙松等。顾奉后来做了颍川太守，公孙松做了司隶校尉，都很著名。其余有专业特长的，都被提拔录用。郡中人从此都争相磨砺志节，学习经书的上千数人，道路上都听见诵读声。起初，张霸认为樊鲦删改《严氏春秋》还有许多繁辞，于是他又减定为二十万字，改名《张氏学》。张霸开始到越，贼人尚未解除，郡界不安宁，于是张霸便发布公文悬赏，明用信实，贼人就束手归附，不烦士卒之力。童谣说：“弃我卓戈，捐我矛，盗贼尽，吏皆休。”张视事三年，对椽史说：“太守从孤儿出身，做到了郡守。大凡太阳正中就倾斜，月亮满后就亏损。老子有句话：‘知足不辱’。”于是上书请病假。后来又被征用，四次升迁做到侍中。这时皇后之兄虎贲中郎将邓骘，是当朝贵盛，听到张霸的名气，想与他交朋友，张霸犹豫不作回答，众人笑他不识时务。后来到了应当休养时，恰巧生病而死，年七十。临终前写遗书给儿子们道“：从前延州季子出使齐国，儿子死在赢、博之间，就在坎坷的路侧，埋葬在那里。现在蜀道阻远，不宜运归乡里，可埋在此处，够掩埋头发牙齿就够了。务必遵照速朽的原则，体现我的心愿。人生一世，应当受别人畏敬，如果不好好安排自己，简直自作自受。”儿子们遵照父命，将他葬于河南梁县，就在那里安了家。将作大匠翟酉甫等与诸儒门人追录他的生平行事，谥曰“宪文”。

参考资料：
1、佚名.红潮网.http://www.5281520.com/html/69-12/12320.htm